改革四十年农民得到了什么？

　　到2022年，我国的农业全面改革已经过去了四十个年头。回顾改革的历程，内容丰富，亮点多多，不是短文能够写清的。本文着重论述的是，通过改革我国农民都得到了哪些利益?

　　对此，社会上观点很多，意见不同，但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两方面。

　　一是经济上的实惠。通过改革，绝大多数贫困的地区和贫困的农民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。

　　二是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。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，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，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利，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广泛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。

　　前者，涉及到的就是农业改革，使广大农民能够吃饱饭。这是对通过改革，实现农民利益的最直观的认识，但又只能说是浅层次的认识。因为，没有改革的时候，有些生产搞得好的集体，已经基本解决或完全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。贫困地区和群众能够吃饱饭，尽管能够说明改革的成效，但说到底，它只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经营自主权，真正做到多劳多得的经济结果。

　　后者则是农业改革的核心，农民广泛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，不仅稳固了土地使用经营的自主权利，而且把这种权利推到了更广泛的领域，并通过农工互动，农商互动，城乡互动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各个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。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，农民不再是满足于解决吃饱饭的问题，而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向小康迈进，向更富裕的生活发展。

　　迄今为止，农民经济自由权利的发展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

　　第一阶段，即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期。

　　在此时期，主要是国家通过政策，赋予农民土地使用经营自主的权利。但这种权利其自主性是有条件的，一是联产，二是责任。联产决定了土地使用还是以生产粮食为主，责任就是缴农业税，缴集体提留。一句缴够国家的，留够集体的，剩余的全是自己的，讲的就是它。这句话，如同历史上打土豪，分田地一样，给了农民吃饱饭的希望，提供了多劳多得的现实可能性。也正是这个利益杠杆，调动了得到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
　　同时，在农业生产中，真正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最直接的结合，清除了中间环节，避免了官僚主义瞎指挥的干扰，为从实际出发，搞好农业生产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。

　　但是，这时农民经济的自由权利还是受限的，或者说还是半自主意义上的自由。如在种什么的问题上，还没有选择权，只是在怎样种的方面有了完全的自由。

　　当然，随着上缴农业税与集体提留，由实物向货币形态的过渡，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在逐渐扩大，在从业方面，由单纯的农业生产种粮食作物，向半农办商，半农半工，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发展。衡量和选择经济活动的标准与选择取向，由多打粮食向经济最优化发展，即什么赚钱多，就干什么。

　　第二阶段，发源于国家取消农业税，停收集体提留。这时，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变为了单纯的土地承包制，而且对农民实行了按土地数量，国家给予补贴。

　　在此情况下，农民经济自主权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，可以称之为完全的自由权利。

　　如农民在种不种地上，有了自由选择权。既可以种地，也可以不种地。种地的，在种什么上有了自由选择权。既可以种粮食作物，也可以种其他经济作物。

　　而不种地的，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，如果不想或转让不出去，那么，就可以撂荒。不种地的，可以办企业，可以经商，也可以外出打工。随着国家不再限制人口的流动迁徙，农民可以随意选择打工的地点，行业和时间。

　　对于上述农民经济自由权利的实现及其变化，不同年龄段的农民，感受是不同的。年老的一代，更注重土地使用的自主权，注重温饱问题的解决。而年轻的一代，则更注重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，希望国家社会给予他们更宽广的发展空间。

　　总之，回顾四十年农业改革，它不仅使农业农民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而且在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促进中，引起了全国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。虽然，工业在引进承包制，租赁经营制上没有成功，但随着工业改制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，为农民务工提供了前提，而农村富余劳动力又为企业增加了职工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既为农民经商提供了渠道，农村富余劳力也为商业提供了从业人员。

　　当然，事物的发展都往往有两面性，有其利则有其弊。农业改革中，旧的矛盾解决了，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出来。发展中的问题，还是需要通过发展去解决。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，还是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，不断创新。